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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
侵袭性肺曲霉病(IPA)不仅好发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、粒细胞缺乏(以下简称粒缺)、器官移植等严重免疫缺陷人群,也常常发生在慢阻肺和糖尿病等非粒缺非严重免疫缺陷人群中。实际上,由于这些人群数量庞大,发生IPA的临床病例数已经远超于传统认识的高危人群中发生的IPA病例数,需要临床医生警惕并加强认识。近年研究发现,重症病毒性肺炎患者也是IPA的高发人群。本文将就慢阻肺和重症流感相关IPA的发病机制、流行病学、临床表现、实验室检测方法和诊断策略等方面进行阐述。
上期:《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病》
流感相关侵袭性肺曲霉病(IAPA)
重症流感已被多项研究证实为IPA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,44%~65%的重症流感合并IAPA患者并不具备任何既往诊断标准中列举的IPA典型宿主因素,这给临床早期诊断和治疗带来了极大的挑战。研究显示,重症监护病房(ICU)中IAPA的总死亡率高达45%~61%。亚组分析表明,无传统危险因素IAPA患者的死亡率与有传统危险因素的患者相当。此外,非粒缺IPA患者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——侵袭性支气管曲霉病(ITBA)的早期诊断率低。因此,IAPA早期诊断具有迫切的临床需求,诊断与治疗的延迟是导致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。
1. 真菌学检测
血清GM试验在IAPA患者中仍可以作为初始筛查手段。需要强调的是,血清GM试验阴性不能排除曲霉感染。对于连续多次血清GM试验阴性,但仍怀疑IPA的患者应尽早行支气管镜检查。高达25%的IAPA表现为曲霉性支气管炎。研究结果显示,与非ITBA组相比,ITBA组第30天和第90天死亡率均显著增加。气管或支气管壁存在散在溃疡/斑块状病变或广泛的膜覆盖于黏膜表面,是发现ITBA的重要征象。支气管镜检查的优势之一在于可直视气管与支气管,观察是否存在黏膜病变,并对可疑病变部位进行活检以取得组织病理学依据。
支气管镜的另一优势在于可同时取BALF行GM试验及核酸检测。BALF GM试验结果阳性高度提示IPA。多项研究结果显示,BALF GM试验具有更佳的诊断效能,尤其对于非粒缺合并IPA患者,无论是以0.5还是1.0作为阈值,其敏感性均显著优于血清GM试验,而特异性相近。据研究报道,BALF GM试验的最佳阳性阈值在0.5~3.0之间,这可能与研究人群、标本获取手段以及检测方法有关。就IAPA人群而言,采用1.0作为阈值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。
2019年美国胸科学会临床实践指南首次将外周血和BALF标本曲霉PCR作为严重免疫缺陷患者的诊断方法之一,并指出PCR具有便捷、快速以及高灵敏度等特点。Imbert等研究发现,在行抗真菌治疗14~20 d后复测PCR仍呈阳性者,与治疗第30天和90天的预后不良相关,以150拷贝数/ml为PCR诊断阈值时,能够预测患者第90天的死亡率。当拷贝数<150拷贝数/ml时患者死亡率为15.8%,而高于该阈值的患者死亡率可高达73.2%。Buchheidt等的研究同样证实,在IPA治疗期间进行实时PCR监测组患者的30 d内生存率较高。
相较于血清标本,血浆标本不仅能依旧保持操作简便性与低污染风险,还具有更高的敏感性与更短的检测周期。在BALF与血标本选择方面,目前研究显示前者检验效能更佳。对于血标本而言,与未接受抗真菌预防患者相比,已行抗真菌治疗患者PCR的阳性率可明显降低。但未观测到BALF标本诊断性能的明显下降。PCR检测手段可能更适合用于高危人群拟行抗真菌治疗前的筛查。一项Meta分析研究结果显示,PCR阴性结果可在较大程度上排除IPA可能。PCR联合GM试验可提高诊断的敏感性且不会导致特异性的下降。
mNGS技术具有无偏性的病原体覆盖能力,并可同样提供病原鉴定分型,还有检测耐药基因和毒力因子分析的潜在能力。目前,mNGS可在24 h内报告结果,这一点有利于重症流感患者混合感染的病原诊断。mNGS诊断IPA的最佳标本仍为BALF,此外,血清或气道分泌物也可用于检测。
侧流层析装置(LFD)目前已在临床中用于曲霉检测,是一种新型、快速的单样本诊断方法。研究结果显示,BALF样本LFD检测在ICU患者并发IPA中诊断效能良好,敏感性与特异性分别为80%和81%,阴性预测值可高达96%。
2. IAPA诊断新标准
2020年发表的一项由29名国际专家组成的团队,从四个方面(包括共识定义的入选标准、宿主因素、临床特征和真菌学证据)对IAPA进行阐释。IAPA包括了一种特殊类型,即曲霉性气管支气管炎(指支气管镜直视下见气管和/或支气管溃疡或斑块或结节、假膜)。
IAPA诊断标准除了以组织病理学作为确诊依据之外,认为对气管支气管炎患者,假膜脱落处的菌丝成分提示曲霉,以及通过培养或PCR鉴定出的曲霉,也可以作出确诊诊断。在临床诊断IAPA方面,非气管支气管炎患者在满足有肺浸润影像学征象的条件下,可将血清和/或BALF GM试验阳性,或者BALF培养阳性作为真菌学证据,而气管支气管炎患者可不需要以存在肺部浸润影作为前提。对于存在支气管内斑块或肺部浸润的患者,气管抽吸物培养阳性同样可被认为是支持临床诊断IAPA的真菌学证据。
笔者认为,将曲霉PCR检测作为真菌学证据的辅助检查对于早期识别与鉴别诊断IPA具有重要价值。对于早期怀疑而尚未使用抗真菌治疗的IPA患者,连续3天的血清GM试验监测,联合血清PCR的筛查可以增加诊断的准确性。对于两者均阴性者,则有更大把握排除流感合并IPA。此外,对于ICU中怀疑IAPA的病例,其他非侵袭性手段均无阳性结果时,可尽早地实行支气管镜检查并取得BALF标本完善GM及PCR检测。
总结
对于IPA高危人群的认识在不断扩展和加深。除了本文重点介绍的慢阻肺和重症流感以外,重症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也容易合并IPA,已经有不少关于COVID-19相关肺曲霉病(COVID-19-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, CAPA)的病例报道。临床诊治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IAPA的经验和方法。还有研究发现,某些新发现的免疫缺陷也易感IPA。因此,临床医生对于IPA高危人群的定义应秉持开放的态度,对于疑似非粒缺IPA的患者而言,不必拘泥于现有指南所规定的宿主因素。在诊断有疑问时,临床医生可以积极应用多种临床微生物检测、新型分子生物学方法和病理方法进行确定诊断。
作者:苏欣 主任医师,教授
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常务副主任
来源:重症肺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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